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一审被判18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11日下午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舆论认为，陈良宇被依法惩处，体现了中共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决不姑息手软，彰显了中共清除侵蚀党的肌体蛀虫的决心和能力。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为：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区长，上海市副市长、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上海新黄浦(15.24,0.03,0.20%)(集团)公司、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等单位在拆迁补偿、获得财政补贴款、解决楼盘闲置问题等方面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万余元。案发后，陈良宇动员其亲属退缴全部赃款。
2002年，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代理市长、市长期间，违反有关程序规定，擅自决定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限期转让给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导致该股权价值未按规定进行评估而被低价转让，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亿余元。
2002年至2003年，陈良宇在担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明知其弟陈良军不具备土地开发的资质和条件，为徇私情同意有关部门违 规为陈良军征用土地，导致537亩土地被征用，其中183亩系由耕地转为建设用地。陈良军最终违规获得354亩土地使用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441万余元。后陈良军将其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变相倒卖，非法获利1.18亿元。
2004年，陈良宇在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期间，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良宇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犯滥用职权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对于所犯受贿罪有悔罪表现，能够退缴全部赃款，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另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3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自2006年7月5日开始，中共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对反映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运营社保基金问题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时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200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对陈良宇有关问题进行初核的决定。中央纪委随即组织力量进行了初核。
200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
2007年7月24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七次会议，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罢免陈良宇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此前，上海市黄浦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已依法罢免陈良宇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职务。在随后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 依法终止。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根据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 定，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根据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公职处分；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王昭耀：我的教训验证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王昭耀，安徽省委原副书记，1月12日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经审理查明：1991年至2005年春节，王昭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谋取利益，先后294次非法收受44人或单位的贿赂共计人民币704万余元，另外，对649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以下是根据王昭耀在庭审时所作的陈述整理成文。
面对神圣的国徽，我深知自己罪行严重、性质恶劣、影响极大，我的所作所为玷污了的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望，挫伤了党群、干群关系。由于我忘记了人民公仆的神圣职责，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殷切重托，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被组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将受到国法的严惩，我觉得这完全是罪有应得。
我出生在山东省梁山县小路口镇后门王村，是家中老大，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为供养我上学，父母卖掉了家里的三间房，父亲一人闯了关东，母亲在家既要种地，又要照顾三个孩子。记得有一次，村食堂发了一个窝头，母亲舍不得吃，留着给从县城放学回家的我吃，自己则吃树皮和草根（说到这里，王昭耀声音哽咽，流下了眼泪——笔者注）。现在，我父母都是80多岁的人了，仍住在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对老家来说，我没做过什么贡献，妹妹是农民，她的两个孩子在外地打工；弟弟年过半百，至今还在一家企业干临时工。
我是大学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安徽工作的。在安徽，我是一个外乡人，又没有什么背景，不到40岁就被提拔为县委书记（1984年1月任宿县县委书记），是当时全省县委书记中唯一的省委委员；任地委书记时（1987年5月任宿县地委书记），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委书记。48岁那年我当上了副省长，后又被提升为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我深深懂得，这些都是党组织的精心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我多年从事党务工作，曾经分管过纪检、政法工作，对党纪国法不是一窍不通。我也曾扪心自问：金钱对一个人来说，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真是小农思想作怪，侥幸心理占据了头脑。我的教训验证了那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回忆这些年来，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够辛苦的，看到老板们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当年在地委工作时曾经作出的承诺慢慢开始动摇，从接受一瓶高级酒、一条高档香烟、一件名牌 衣服，到1992年春节接受张某送来的1万元现金，一开始还是在推来推去中不自然地收下。觉得拒绝了人家，面子上过意不去，但似乎又觉得利用职权收受金钱 不应该，思想上的斗争非常激烈，可是在下不为例的借口中产生了侥幸心理。思想上的防线一旦决口，就会一泻千里，防不胜防。从起初的收受几千元到后来几十万 元，我都来者不拒，且收得心安理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结果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收了礼后，我便插手干部使用和人事安排工作，通过各种 手段提拔亲信知己。人事安排，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的事，举手之劳，打个电话或者开会时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就完事了。
人一旦政治上失节，后果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就在王怀忠等 人案发后，会议传达、媒体介绍了案情，特别是看了有关录像，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想到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后怕，主要是担心东窗事发。在这种情况下，我惶惶不可终日，赶紧和家属绞尽脑汁清理了一下近年来收受的礼金，在心里列出了一个“清单”，并四处转移，对认为是不够可靠的人送来的礼金进行退还。 晚上回到家中，每当有人登门拜访，我就匆匆上楼，装作不在家，以为客人送来的金钱、礼品，反正不是自己亲自收下的，家属收礼，与己无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真是自欺欺人。我现在常常这样想，为什么过去收入低、生活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而心里却感到很踏实；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可以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物质生活十分丰富，可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还是自己意志薄弱、精神空虚的原因。
我在安徽工作了37年，走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田间地头都曾留下了我的身影……我的奋斗和拼搏，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而我却一意孤行，辜负了当地百姓的重托，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时间不会倒流，我要彻底悔罪，并愿配合有关部门，现身说法警示党员干部，做从宽处理的典型。
河南艾滋重灾区原县委书记杨松泉贪污调查
8月4日，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在担任了5年的“一把手”后被警方批捕，和他一起涉案的还有原卫生局长翟留国和原建设局长邱水。
某种意义上，上蔡集中体现了一个典型支出型财政的危险性。艾滋病带给上蔡县巨大贫困的另一面，是每年经由这个贫困县城的巨大资金流。2005年，该县地方财政收入8369万元，甚至不到两年来全县所获各方援助经费的三分之一。
杨松泉是生存在这个落差里的地方官。尽管在最后他被指控的贪污金额中并没有直接出自于这笔艾滋病防治救助资金，但他从这笔钱带给上蔡县的基建工程、药品招标和众多项目中获了利。2000年“防艾”开始成为上蔡的头等大事，对于这时刚刚上任的杨而言，它远不止是字面上的内容。
县医院的控制权
杨松泉2000年在河南省上蔡县刚一上任，他政策的要点几乎就尽人皆知。他迅速更换了卫生系统的主干人马，找机会争取到了上蔡县最大的公立医院人民医院的领导权――用自己的人取代了前任叫雷建华的应聘院长。
知情人说，2000年上蔡县文楼村曝光艾滋病疫情后，上级财政拨款1000万元给县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同年11月，病房楼工程通过招投标，确定河南省第五建筑公司为该工程施工单位，当时的合同价不含安装材料费为853万元。由于上级拨款后资金仍存在缺口，时任院长的雷建华牵头向职工集资200万元。
一年后，住院楼主体工程完成，杨松泉想要用亲戚介入工程装修，他很快找到了取得控制权的机会。知情人说，同样因为艾滋疫情爆发后地方防疫格局的变化，县人民医院投资几百万元建的下属红十字医院想独立出去，由私人承包，雷建华坚决不同意，并动用行政权力封了医院。红十字医院院长找到了杨松泉，请求帮忙解决，杨松泉很快就以“处置失当”为由免去了雷建华的职务。
这场较量的结果是，河南省第五建筑公司被迫退出。根据医院2004年一份内部通报，病房大楼总投入共计2400万元，为初期预算的三倍，来自县检察院的一份报告称，该院对其中所报的1900万余元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实际仅为1482万元。
“这还只是场表面的争夺。”知情人称，上蔡县“防艾”医疗机构分三级，自下而上分别为村卫生所、乡卫生院、县中医院防艾门诊和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卫生系统防艾的具体执行，首先要通过县人民医院为最重要的一级。除了在住院楼工程中获益丰厚，更重要的是，控制了县医院，杨松泉就得到了整个系统的控制权。
雷建华被免职后，上蔡县人民医院院长一职闲置了8个月，直到住院楼工程基本完工，由杨松泉一手提拔的时任卫生局局长翟留国接任院长。翟留国身兼县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县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于一身。
上蔡县人民医院一位科主任告诉记者，在翟留国任期内，医院招进了100多人，每人都要缴纳3万至4万元的上岗费。县中医院也是一样以“防艾治艾”为由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扩充，只有20多张病床的中医院人员膨胀到100多人。
据了解，杨松泉到上蔡的几年来多次进行大规模干部人事调整，每次调整提拔干部都超过百名，前后一共调整了大约700名干部。
“艾滋财政”的使用者
城建部门是这个系统上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杨松泉也用了自己的人――邱水。
在艾滋病疫情曝光后，上蔡县共有22个艾滋病救治救助重点村――方方面面的防艾资金接踵而至。据了解，河南省政府为上蔡县的艾滋病患者主要做了 三个方面工作：免费为全县境内的艾滋病患者提供108种抗病毒药物;实施“六个一”工程，为艾滋病村修建一个医院、一所学校，铺一条入村道路，以及打井、盖村室、修孤儿院等，也由省财政支付。2004年到2005年，这些外援资金汇集在一起超过3亿元，它的使用者是县委县政府，而实际上支配权掌握在杨松泉 一个人手中。
知情人说，在上蔡任县委书记5年，与杨松泉共事的有三任县长:崔允成、王富兴、李海洲，前两位县长任期未满都离开上蔡。一份举报材料称:在一次杨松泉主持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王富兴讲了一些和他不同的意见，激怒了杨松泉，面对几个县委常委骂王说：“你这县长才当几天，就想当家，等你当了书记再当家吧！”“第三任县长李海洲也被称为‘不当一分钱的家’的县长。各乡、镇长和县直局、委负责人向他汇报或请示工作，他会问对方‘松泉书记是否知道’，若回应不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劝告对方去找杨松泉，否则，免谈。”
杨松泉在上蔡的权力使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知情人说，防艾项目工程中的一部分，杨松泉均通过邱水从中运作，由其熟人层层转包，从中追加预算。大部分工程则是杨松泉自己出面。后来的多个工程中，几乎全为杨松泉老家西平籍人士垄断，杨甚至让一些包工头与其儿子在上蔡组建公司，承揽项目。
属于艾滋病防治帮扶重点村的后阳村原党支部书记陈国兴说：“当时村里建卫生所(即‘六个一’工程中的医院)的位置都得由杨松泉自己定，更别提由谁来承包了。卫生室原来造价是14.2万元，杨松泉又追加了3万元，工程完工后让我签字接收，我没有签字。后来果然发现工程质量很差，安装的门一碰就坏。 ”
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
现年六十二岁的王守业因“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军委免除海军副司令员职务，一审被判处死缓。经查，除滥权贪 污、挪用公款1.6亿元外，王守业还有至少五个情妇，几乎遍布全国文工团，来自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总政、总后及陆军军事学院的，“一个都不能少”。
香港《大公报》称，据悉王守业先后花了1200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王守业最后栽在包养的前线文工团情妇蒋某身上。蒋某和王守业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王守业教蒋某谎称和外人造成的，并叫蒋某退伍。据说蒋某提出要数 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二人因此决裂后，王守业又威胁蒋某的安全。蒋某就到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但一直未被受理，拖了二年多。蒋某又 串联王守业另外二名情妇，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58封举报信，终于引起关注，立案展开调查。
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曾报道说，根据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文件，一名未婚年轻女子承认与王守业有“长时期的不正常关系”。据悉，王守业在北 京的情妇姓蓝，现为解放军总政治部所属北京某部文工团演员，年纪三十出头，二十多岁时就跟了王守业，为了方便同居，王守业运用职权关系，将蓝女从原来四川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调往北京。在北京同居后，王守业为蓝女购房、购车，两人虽然长期同居但并未有小孩，蓝女婚姻登记为未婚。
王守业晋升海军副司令员时，中央军纪委一关就未通过，认为王守业生活作风放荡、工作散漫，组织上惯于拉拉扯扯，好大喜功；但王守业所属的总后勤部对王 守业的鉴定则几近“完美”。王守业犯罪时间长达五年。他竟有四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二次三等功。
王守业事发于2005年12月，当时他提出要到珠海去休假，并准备在当月23日下午启程。23日上午，王守业到海军司令部参加每日例会时，被总参保卫 部奉命逮捕。王守业当时还故作镇定，问主持会议的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刚刚因慢性放射病逝世）：“发生什么问题了？不要搞错！”张定发说：“不会搞错，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会上，当中央军纪委张树田宣布“经中央军委检察院批准逮捕”时，王守业当即拉开公文包，取出手枪要自杀，但当即被总参保卫部特警早一步夺下他的枪，并 给他戴上了手铐。经检查，王守业随身公文包中有两枝德国制消声手枪，都已上了子弹，这说明王守业已预感到他的末日要来临了。
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5200万，藏在双门冰箱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250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5000余万元。王守业交代，是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赃2000余万。
王守业1943年3月出生，河南省叶县人。196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