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政、王正培，分别为原镇江市润州区发展计划与经济局正副局长，因涉嫌犯受贿罪被润州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润州区人民法院各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50000元。法院审理查明，徐绍政、王正培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各计147000元和218000元。

以权换钱的正副局长
——徐绍政等人受贿案因剖析

徐绍政、王正培的犯罪都是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对企业需求服务、在企业费用减免以及协调解决应急事情中，迫使相关企业金钱开路，从中谋取非法之财。两人的犯罪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
●以“借钱”敛财。为获取非法钱财，名为借钱实为要钱。徐绍政、王正培为帮助辖区某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安排减免电费，错峰让电指标时，两人分别编出“朋友急事用钱”和“购房缺钱”的谎言，明示对方给予。两人分别收受该企业贿赂各10万元。同时徐绍政在对下属企业管理时，如法炮制，以“儿子出国缺钱”为由，向下属企业煤渣站“借”3万元，这一“借”便成为其永久的占有。
●以“服务”变钱。通过为企业服务，掌握对方有求心理，再让企业放点“血”是很正常的交易，“不见兔子不撒鹰”，把对企业的服务作为谋钱的砝码。如王正培为帮助调解企业与当地群众间的矛盾，收受某企业给予的好处费6千元，充分暴露了他们“服务”变钱的面目。
●以贿“互补”。徐、王两人利用职权，能直接为企业带来或多或少的经济利润。作为企业一方面要实现经济效益，不惜以重金贿赂有实权的领导；另一方面企业掌握少数行政管理人员的贪婪心理，投桃报李。如辖区的两家企业，每年通过徐绍政、王正培审批减免电费一项，每家一年就可获利60万元。面对如此的经济利益，当然要拿出一部分钱行贿，徐、王两人也心知肚明，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发财、我得利，谁都不吃亏，形成了双方利益“互补”的共识。
堕落的原因：
●权力回报思想心理。他们掌握着全区市场经济运作的审批、管理、监督大权，在行使职权时，认为高人一等，忘记了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是一种待价特殊商品，是谋取钱财的工具，你找我办事或我为你服务，必须给我好处。在权力回报思想驱使下，掌握着企业有求的心理，采取给指标、下达优惠政策、解决应急之事为由，将市经贸委分配给润州区减免电费政策的指标，再利用手中权力将减免电费指标分配给辖区与其有“关系”的企业，从中获取巨额的金钱回报。
●蒙混过关侥幸心理。一方面他们看到检察机关每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概率较低，错误地认为比他们严重的职务犯罪大有人在；另一方面他们自恃为单位的主要领导，见多识广，还有一定的关系网，在实施职务犯罪时，凭借自己的权力、智商及巧妙的伪装很难被人发现，在过于自信能侥幸过关心态支配下，不惜以身试法。如徐绍政受贿的一笔10万元款，以朋友“借钱”为由，向对方提出借25万元，对方给付25万元时，只要徐打15万元借条，另10万元就送给徐了。在检察机关讯问其这10万元去向时，他百般狡辩，以打15万借条为由拒不承认，意想蒙混过关，最终在确凿证据面前，徐还是未能侥幸过关。
●不受监督特权心理。一是对下性。只注重向下级监督，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听不进群众民主监督的呼声，即使是善意的批评建议，却认为是跟自己过不去；二是随意性。有了制度不按规定程序进行，只要是符合自己的私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朝令夕改，个人的意见就是集体研究决定的意见；三是暗箱性。私自出面协调解决所谓“问题”，对重大经济活动，优惠减免费用的分配指标，不制定严格实施方案，不向企业公布，不让下属人员经办，私下将减免电费的指标分配给自己利益关系人。

【评析】
 徐、王两人利用行管职权收受贿赂，再次表明加强行政机关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必须常抓不懈，从源头抓起，从教育入手，以制度防范。一是开展正确行使权力的教育，牢固树立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一份权力就是一份责任，要把权力真正用在为民服务上，而不是以此作为捞取钱财的工具；二是对重大决策实施、重要的行政审批、优惠的减免政策、重大的经济活动及其他事项须经集体研究决定后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全方位监督；三是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办事，建立纵向、横向的监督制约机制，将行政的权力始终处在“阳光”监督之下，防止一人说了算；四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企业，通过检查走访、查阅台帐、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听取企业对行政管理部门行使职权的反映，看各项廉政制度是否执行到位，从而将犯罪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