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59一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西汉赤泉侯杨喜的八世刊、，东汉靖节先生杨宝之子。少时因父早逝，  自幼与母相依为命，虽家境困苦，却勤业好学，世人赞其“时经博览，无不穷究”，誉之为“关西孔子”。他潜心学术，传道授业20余载，因其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故从学者如市。直到刃岁时，杨震才走上仕途，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司徒、司空、太尉并称“三公”，主掌全国军政)等职。一生忧国忧民，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后遭佞臣诬陷被罢官，  自杀身亡。
   简介
     父亲杨宝，因刻苦攻读欧阳生所传授讲解的《今文尚书》，而成为当时名儒。衰、平二帝时，杨宝隐居民间，以教书为生。居摄二年（公元7），杨宝与龚胜、龚舍、蒋翊一起被朝廷征召，他因不愿出仕做官，便逃避隐匿、不知去向。东汉光武帝刘秀很敬重杨宝才华、学识、品德和气节，建武中特派官家车辆征召他人朝做官，他因年老有病，未能成行，而老死家中。杨震从少年起就特别聪明好学。当时，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非常盛行。他为了通晓今文经学的深刻含义，就拜桓郁为师，深钻细研《欧阳尚书》。桓郁是当朝九卿之一的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和选试博士，曾为汉章帝和汉和帝讲授儒经，是当时既显赫又有很高学术威望的经学大师。在桓郁的教授下，他通晓经传，博览群书，对各种学问无不深钻细研。
    教育经历
　　杨震对教育事业特别热心，从20岁以后，对于地方州郡长官征召他出仕做官的召请任命置之不理，一心一意自费设塾授徒，开始了他长达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他当时家住华山脚下的牛心峪口，就利用其父授徒的学馆收徒传业。他坚持有教无类，不分贫富，因此，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学生多达2000余人。由于他教学有方，名气很大，学生很多，因此，学馆如市，书声朗朗，规模很大。当时牛心峪槐树很多，故当时人称亡牛心峪为杨震槐市他教书育人以清白正直为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师德情操被人们誉为槐市遗风,继牛心峪学馆讲学之后，杨震还在华阴双泉学馆、客居于湖（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董社源）讲学将近十多年，弟子多达1000多人，加上牛心峪学馆的学生已超过了3000人，完全可以同孔子有三千弟子相媲美。所以，当时人们就称杨震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后人亦称其为'关西夫子）。杨震教授的学生，英贤甚多，不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如虞放、陈翼就出气自杨震门下，虞放在汉桓帝时，官至司空（掌管国家工程建设的官员）。 办学经过
　　杨震在家乡办学30多年，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因此，名声很大，远近钦慕，连当时职掌统兵征战大权的军事首领大将军邓鹭都深知和十分敬重杨震的学识、贤名和品行，亲自派人征召杨展到自己幕府出仕任职。这时，杨震年已五旬，只好停止了他心爱的教育事业，到邓府上任。到大将军邓鹭幕府不久，杨震又被推举为茂才（即秀才，）出任了地方，官，担任过襄城（今河北省襄城县）令；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升为督察州郡政务的官员——荆州刺史；永初六年（公元112年），升迁为负责一郡政务的官员东莱（今山东省掖县）太守。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调任为涿郡（今河北省涿县）太守。元初四年（公元117），杨震进入朝廷任职，担任了九卿之一的太仆，负责舆马及牧畜之事。同年十二月调为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朝廷礼、乐、郊庙社视之事。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升为司徒，为"三公"之一，主管教化。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升为太尉，掌管朝廷军事大权，任此职至延光三年兰月。杨震从应征人邓鹭幕府起，到被罢免太尉止，出仕二十多年。这二十年间，杨震能格尽职守，秉公办事，勤政廉洁，为国为民，成了千秋万代学习的楷模。
　　为官经历杨震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他始终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不受私谒，这在古代不但是十分可贵的品德，就是在现代也是人们十分欢迎和敬仰的品质。杨震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时，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任荆州刺史时举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了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于白天谒见后，又乘更深夜静无人之机，将黄金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评说："我和你是故交，关系比较密切，我很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深夜无人知道。杨震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杨震暮夜却金的事，古今中外，影响很大，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杨震为官，从不谋取私利。在任涿郡（今河北省涿县）太守期间，从不吃请受贿，也不因私事求人、请人、托人，请客送礼。他的子孙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杨震坚决不肯，他说：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清白吏'子孙，这样的遗产，难道不丰厚吗！杨震为官唯才是举，选贤任能。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杨震被调人朝廷担任太仆之职，后来升调为太常。杨震在任太常之前，博士选举大多名不副实。杨震任太常后，唯才是举，他所选用的陈留、杨伦等，都是通晓经书、学识过人的今名士，能将所从事的本门学业弘扬光大，儒生们对此称赞不已。延光二年，杨震代替刘恺为太尉，汉安帝的舅父、官居大鸿胪（九卿之一，分管礼仪）的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传达皇帝诏令和掌管文书的官员）李闰的哥哥，想让其人朝做官，杨震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耿宝就亲自到杨震住处拜访，并威胁说：李常侍是皇上所重用的人，想让你征召他的哥哥人朝做官，我耿宝仅仅只是给你传达一下皇上的意思而已。杨震义正词严地说：如果朝廷想让三公之府征召谁，就应该由尚书那里把皇帝的敕书送来，怎么能让你来传达皇上的意思呢？耿宝无言以对，愤恨而去。皇后的哥哥官居执金吾（督巡三辅治安）的阎显也利用职权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人朝做官，杨震同样予以拒绝。而掌管工程建设的司空刘授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征召此二人人朝做官，并且在很短时间内予以提升。两相对比，可见杨震为官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但杨震因此召致阎显怨恨。 为官清廉
　　杨震为官疾恶如仇，敢于直谏。永宁元年，他代替刘恺任司徒职务，第二年，邓太后逝世后，朝廷中皇帝身边的内宠开始横行。汉安帝的乳母王圣，因从小保养安帝辛勤周到有功，深受安帝信任尊重。王圣便仗此地位骄横放纵，连她的女儿伯荣也经常出人禁宫，传通贿赂。于是，杨震就给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自古以来施政，主要是选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治理国家，管理主要是惩治去除违法乱纪行为，所以唐尧虞舜时代，贤能有德的人，都在朝中为官，而恶人则被流放监禁，天下百姓都心悦诚服，国家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当今之世，古人推崇的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等九种道德，未能发扬光大，而按幸小人却充斥朝廷内外。阿母王圣，出身卑微，因遭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奉养圣上。虽然有推燥居湿抚养陛下的辛勤劳苦，但陛下对她前后所封赏的财富荣耀，已远远超过了她的功劳。然而她贪得无厌的心理无法得到满足，经常交际朝臣，接受贿赂、请托，扰乱夭下，使朝廷清正的名声受到损毁，如同日月蒙上灰尘一样。《尚书》曾告诫说：母鸡啼鸣是不祥之兆；《诗经》也讽谕奸诈多谋的女子参政是丧国的根源。过去郑庄公屈从母亲意愿，任由弟弟叔段骄横不法，结果，叔段准备谋反，郑庄公不得不用暴力手段将其弟诛杀。《春秋》对此事持贬抑态度，认为郑庄公不教而诛，是不道德的。自古以来，奸诈的女子和小人都是很难相处的，亲近她们，她们就会嬉闹放纵；疏远她们，她们又会心怀怨恨。《易经》上说：无所遂其心愿，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说的就是奸诈的妇人不能千予政事。因此，应当迅速送阿母出宫，让她居住在外面，同时还要阻断她女儿同宫内的往来，这样就能使恩情和德行都继续保持下来，对陛下和阿母都是好事。请陛下舍弃有碍大局的儿女私情，割除有害国家的仁爱优柔之心，把精力集中在日理万机的朝政上，谨慎使用封赏拜爵的权力，减少下面的贡奉，减少百姓的赋役征发，使天下德能兼备的'鹤鸣之士'都群集在陛下周围，为朝廷出力；让正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莫因朝政不清而懊悔出仕；对诸侯国不要横征暴敛，使他们心存不满；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抱怨朝廷。要循着先朝英明皇帝的治国法则而行，与英明伟大的哲王比德，这岂不是很美好的事吗！书上安帝后，安帝不仅不采纳杨震的忠谏，还把奏章拿出来给乳母王圣等看，一方面加深了这些人对杨震的憎恨，另一方面，这些人认为有皇帝的庇护，其行为更加骄横放纵。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得意忘形，与已故的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勾搭成奸，刘瑰为趋炎附势，遂姿伯荣为妻。安帝因此而让刘瑰承袭了刘护的爵位，官至侍中之职。对此，杨震坚决反对，再次向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过去高祖皇帝执政时曾与群臣相约，不是有功之臣不得封侯拜爵。在爵位的继承上，自古以来都是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别人篡夺爵位。臣见诏书踢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承袭了刘护爵位为侯，而刘护的同胞弟弟刘威如今还健在，为什么不让刘威袭其胞兄刘护的爵位而让刘瑰承袭呢？臣听说，天子只封有功之臣，诸侯靠德行获得爵位。现在刘瑰没有任何功劳和德行，仅仅以匹配阿母之女的缘故，一时间就位至侍中，又得以封侯，这既不符合高祖定下的老制度，又不合乎道义，以致满朝文武议论纷纷，百姓迷惑不解。请陛下以历史为镜鉴，按照帝王应该遵循的规则办事，很人心，安天下。"对于杨震的再次忠谏，昏庸的安帝仍然我行我素，不予理采。
　　赈济百姓
　　延光年间杨震任太尉时，安帝下语派人为阿母王圣修建府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挥等人，便从一旁推波助澜，弄得朝廷倾摇，不得安宁。为此，杨震又向安帝上书说：臣听说耕种九年必有三年的储备积蓄，所以尧帝遇到洪水灾害时，人民照样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俄折磨。臣思虑，如今灾害发生，且日见扩大，百姓储备空虚，不能自足，再加上蝗虫成灾，羌虏侵掠，边关震扰，战事连年不息，兵马粮草难以供应，大司农主管的国库资财匮乏，恐怕国家到了难以安定的时候了。臣适才看到皇上下诏为阿母在津城门内大建府第，合两坊为一坊，将街道都占完了，雕刻装饰极其精致。如今盛夏，正是草木旺长农业生产大忙的时候，在自然灾害严重、国库空虚、农业大忙的情况下，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开山取石，修建府第，不是很不合时宜吗？特别是动用大匠、左校以及其它官员，建造衙门官署几十处，相互攀比，费用过亿，耗资特别巨大。周广、谢恽兄弟，既不是皇上重要亲戚，又不是皇室枝叶贵属，仅仅依附皇上周围亲幸的奸债小人，与樊丰、王永等人共分权力，嘱托遍布州郡，威势动摇大臣，宰相衙府想征召人材，大多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被招来的人差不多都是通过行贿买官的无能之辈，甚至一些过去因贪污纳贿被禁锢不许做官的人，一些放浪形骸、胡作非为的人，也都通过行贿重新得到了高官显位，以致黑白混淆，清浊不分，天下舆论哗然，都说上流地位是用金钱买来的，使朝廷招来无数讽刺漫骂。臣曾听老师说过：国家向人民征用赋役太多的话，百姓财尽就会埋怨，力尽就会叛乱。百姓同朝廷离心离德了，朝廷怎么去依靠百姓？所以，孔夫子说：'百姓不富足，君王又怎能富足呢？请陛下斟酌考虑。樊丰、谢挥等人见安帝不听杨震接二连三的苦谏，便更加肆无忌惮，进而假造诏书，调拨司农所管国库钱粮、大匠所管众多现成材木，各自大起家舍、园地、庐观，花费人力、财力不计其数。 上谏皇上
　　为了规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杨震因京城地震一事又上书宣帝说：臣幸蒙皇上恩宠，得以位列三公之位，却不能弘扬正气，调和阴阳。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城发生地震，臣曾听老师说过：地是阴气之精，应当安安静静地承受阳气。而现在发生地震，其原因就是阴气太盛所致。地震的那天是戊辰日全天干中的戊和地支中的辰都位列第五属土性，加上地震，三方面都是土，其征兆应该指的是中宫，是皇上周围的宦官过分擅权干予政事的征象。臣想陛下常常为边境战事未完需要大量钱物而忧心忡忡，因而自己生活异常俭朴，宫殿墙倾屋斜，仅用柱子来撑，并不进行修建，这样做是想让远近百姓都知道国家财政困难，皇帝带头实施政化清流，使老百姓学习效法皇帝的做法，节俭办事。而陛下身边那些亲幸小人，不与皇上同心同德，骄奢淫逸，超越礼法规则行事，广招工匠，盛修宅第，卖弄权势，作威作福，致使天下百姓人人怨恨。现在，地震就发生在京城，恐怕是上天发怒而惩罚的吧。再说，去年一冬无雪，今春又没有下雨，百官为此十分焦虑，而陛下身旁那些势利小人，仍旧修缮不停，这才是真正导致上天久早不雨的原因呢。《尚书》中说：只有君主可以作威作福，锦衣玉食，做臣子的是不能仿效的。请陛下刚健中正，逐弃那些骄奢不法的近幸小人，让那些蛊惑人心的传言停止传播，诚心诚意地接受皇天上帝的警示告诫，不要再让那些作威作福的幸臣小人再继续掌握实权，横行霸道，则天下幸甚，国家幸甚。杨震前后所上奏章婉转诚恳，切中时弊，安帝对此一点也听不进去，而且产生了厌烦不满情绪，樊丰等人更是侧目而视，恨之人骨。但都因杨震是当时名儒，名声很大而不敢加害于他。不久河间（今河北雄县一带）有一名叫赵腾的男子到宫门上书，批评朝政。安帝阅后非常生气，下诏将赵腾收捕人狱，严刑拷问，最后以诬惘皇上的罪名结案。杨震知道后，立即上书营救赵腾。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置放敢于直谏的鼓，标立敢于诽谛的木，用以鼓励官吏和百姓给皇帝提批评意见；殷周时代的英明君主，特别注意倾听百姓的怨愤谩骂和不满，用以修正自己治国中的缺点和错误，用德行去教育感化人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下情尽数上达，使人民无所忌讳地杨所欲言，让最下层人都能把意见讲出来，以便广泛采纳众议扩集思广益。现在赵腾虽因言语激烈攻击朝政而获罪，但这与那些杀人放火的犯罪分子是有明显差别的，臣请陛下减免已经定下的罪名，保全赵腾的性命，并以此鼓励最下层的广大人民坦率直言，以求广开言路，获取教益。安帝看了杨展奏章，仍不醒悟，将赵腾押赴都市斩首。
　　后世评价
　　适逢延光三年（公元124）春天，安帝东行巡游泰山，樊丰等人乘皇帝在外巡游之机，竟相修建宅第。杨震属下椽吏高舒召来大匠官署的令史查问，得到樊丰等人伪造假诏书等罪行证据，于是杨震便准备好奏章，等安帝巡游回京后上奏此事。樊丰等人获悉这个消息后非常害怕，当时恰好发生太白犯昴的自然星象变化，太史官奏说此星变逆行，昭示人臣有悖逆犯上行为。樊丰等人乘机将此星象变化归罪到杨震身上，并在安帝前造谣诬陷杨震说："自从赵腾死后，杨震对朝廷深怀怨恨，杨震本是邓氏家族的门生故吏，对当今朝廷一直存有怨恨之心。"等到安帝车驾东行归来，准备选择吉日人宫时，就连夜派使者收缴了杨震的太尉印缓，于是杨震就紧闭大门，谢绝一切宾客来访。樊丰等人对此还觉得不够解恨，就请大将军耿宝再上奏章，诬陷杨震对朝廷收缴他的印缓心怀怨气，有不服处置之罪。安帝于是下诏遣送杨震回归故里。杨震接诏后，立即动身返乡，在返乡途经洛阳城西几阳亭时，慷慨悲愤的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死，本是士大夫的寻常本分之事，我蒙圣上之恩官居上司，痛恨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杀，厌恶奸邪的女人倾乱朝廷而不能禁止，我还有什么面目活于人世。我死之后，以杂木做棺板，以粗布作寿衣，既不要送我回归祖茔，也不要设祠祭祀".说完就饮毒酒而死了，当时年已七十多岁。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人的意旨，派人在陕县截住了杨震的灵车，不准运回本籍，并将灵枢露停道旁，一任日晒雨淋。杨震的几个儿子则被罚做苦役，代替邮差往来送信，广大百姓无不为之垂泪。一年以后，汉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人都被处死，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等人上书顺帝要求重新调查处理杨震冤案。当时朝廷上下都交口称赞杨震的正直忠烈，于是，顺帝就下诏给杨震平反，除拜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赠钱百万外，还下诏以很高的礼仪改葬杨震于华阴潼亭。改葬这天，远近百姓络绎不绝都来参加葬礼，以纪念这位清正廉洁、正直无私、疾恶如仇、敢于直谏的好太尉。
他是一个大官，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曾任江西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他就是方志敏。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初红军长征前，他奉命率抗日先遣队北上，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７倍于己的敌军围困，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２4日因叛徒出卖在江西得兴县陇首村被俘。１９３５年８月６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３６岁。
在狱中，方志敏大义凛然，时时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并利用一切机会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八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现被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成书出版，书名为《可爱的中国》。
细细地读着这本并不太厚的书，我感到它的蕴涵却是那样的厚重，我把“祥松”（即方志敏在文中的自称）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他的名字化为形象，印刻在我的大脑让我挥之不去。方志敏坚定的信念，为着主义、为着中国的富强壮大，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让我自省，让我震撼。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逐渐富强和平的环境里，稍遇一点不如意就怨天尤人，真正感到内疚和羞愧。
在《死》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人没有了那血肉之躯，就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方志敏是明了这一点的，然而他却仍然坚定自己的信仰，“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保住自己的血，让朋友的血，标射出来。这可都能作下去？啊！啊！这若都能作下去，那还算是人？！”不唯如此，他还时时地检讨自己，把这次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到自己身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的！这种精神就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清贫》中，他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被俘的那一时刻，两个国民党兵在林中发现了他，并猜到了他正是那位共产党的省主席，除从他身上搜到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此外分文没有。一个自称是“老出门的”国民党兵马上在他的裤脚、衣缝仔细捏了起来，认为肯定有金戒指之类；另一个兵则挥动手榴弹叫道：“你们当大官的会没有钱？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结果，这两个家伙仍然一无所获，只好商定将怀表和钢笔卖得的钱均分。清贫，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战胜一切的精神支柱。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里，方志敏把自己深深的爱倾注在了对满目疮痍的中国的希冀之中，他爱祖国，并暗自决心用自己力量拯救自己祖国，“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我这一条蚁命！” 在上海，他与同学准备到公园里去散闷，却见到公园门口挂着 “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他的“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J国轮船上，他挺身而出，对着那些欺负毒打穷妇人的洋奴才大声地喊道：“打！”立时地制住了洋奴才们的恶行。方志敏深情地说道：“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方志敏为着这美丽而被蹂躏的中国，从心底发出拯救祖国的呼声：“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方志敏所为着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以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彻底地实现了，历经三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的中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阶段。在这一建设阶段，除特殊情况外只需付出我们的智慧和汗水，我们更应该继承以方志敏为代表的体现中华民族灵魂的志士那样，像他们那样把住清贫和信仰，一直毫不动摇的走下去，努力建设我们美丽富强的国家。

他是一个大官，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曾任江西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他就是方志敏。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初红军长征前，他奉命率抗日先遣队北上，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７倍于己的敌军围困，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２4日因叛徒出卖在江西得兴县陇首村被俘。１９３５年８月６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３６岁。
在狱中，方志敏大义凛然，时时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并利用一切机会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八篇感人肺腑的文章，现被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成书出版，书名为《可爱的中国》。
细细地读着这本并不太厚的书，我感到它的蕴涵却是那样的厚重，我把“祥松”（即方志敏在文中的自称）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他的名字化为形象，印刻在我的大脑让我挥之不去。方志敏坚定的信念，为着主义、为着中国的富强壮大，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让我自省，让我震撼。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逐渐富强和平的环境里，稍遇一点不如意就怨天尤人，真正感到内疚和羞愧。
在《死》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人没有了那血肉之躯，就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方志敏是明了这一点的，然而他却仍然坚定自己的信仰，“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保住自己的血，让朋友的血，标射出来。这可都能作下去？啊！啊！这若都能作下去，那还算是人？！”不唯如此，他还时时地检讨自己，把这次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到自己身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的！这种精神就是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清贫》中，他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方志敏被俘的那一时刻，两个国民党兵在林中发现了他，并猜到了他正是那位共产党的省主席，除从他身上搜到工作所用的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此外分文没有。一个自称是“老出门的”国民党兵马上在他的裤脚、衣缝仔细捏了起来，认为肯定有金戒指之类；另一个兵则挥动手榴弹叫道：“你们当大官的会没有钱？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结果，这两个家伙仍然一无所获，只好商定将怀表和钢笔卖得的钱均分。清贫，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战胜一切的精神支柱。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里，方志敏把自己深深的爱倾注在了对满目疮痍的中国的希冀之中，他爱祖国，并暗自决心用自己力量拯救自己祖国，“我是常常这样想着，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那我又何惜我这一条蚁命！” 在上海，他与同学准备到公园里去散闷，却见到公园门口挂着 “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他的“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J国轮船上，他挺身而出，对着那些欺负毒打穷妇人的洋奴才大声地喊道：“打！”立时地制住了洋奴才们的恶行。方志敏深情地说道：“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受着许多无谓的屈辱，和残暴的蹂躏！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简直连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方志敏为着这美丽而被蹂躏的中国，从心底发出拯救祖国的呼声：“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方志敏所为着的共产主义的信仰，以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彻底地实现了，历经三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的中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阶段。在这一建设阶段，除特殊情况外只需付出我们的智慧和汗水，我们更应该继承以方志敏为代表的体现中华民族灵魂的志士那样，像他们那样把住清贫和信仰，一直毫不动摇的走下去，努力建设我们美丽富强的国家。